初元牌酪蛋白氨基酸口服液(刘振瑛漫话张库大道：文化结点古道行)

初元牌酪蛋白氨基酸口服液

刘振瑛漫话张库大道：文化结点古道行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走路。中华民族的祖先为满足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世代繁衍的土地上与大自然不断斗争，他们狩猎、游牧、饲养家畜、耕作农田、从事商贾贸易等各项社会活动，逐步在崇山峻岭、坡梁洼地、荒郊野草中踏出一条条人行道和驮运路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讲：“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这是路的成因。

原始社会是人类最初级的社会形态，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的活动，路便成了人们交往、沟通的必需，便承载了人类繁衍、生存的希望和期冀。张家口这个镶嵌在蒙古高原和恒山、燕山、阴山山脉夹缝里的地域，作为路的结点和以线性形态为表现的区域交通中心、文化中心 ，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

张家口丰富的文化遗存记录着人类艰苦生存及与自然斗争的经历。一个世纪以来，在泥河湾遗址群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可能被用来抛掷使用的石球。石球数量之多，在世界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制造这些石球的原料有石英岩、火石和玛瑙等，但有的石球原料从张家口的地质构造和地壳岩层来看根本不可能生成。那么，制造这些石器原料来自哪里？古人又是怎样得到的这些原料？石球数量巨大，不太可能完全是古人自己使用。那么这里是否为原始的加工场所？人们又以怎样的方式交换或者交流呢？疑问的产生又让我们联想到了那些连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道路。

从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道路开拓的情况看，古代张家口桑干河、洋河谷地已经有路东接华北平原，北通蒙古高原，西达山西汾河谷地，南经太行山陉口与广阔的中原大地联系。

我们总结张家口各地考古文化发掘的资料分析，认为至少在一万年以上，张家口地域内各文化遗址间已经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曾经使用赤铁矿粉的现象分析，周口店至宣化间可能是有路存在的。笔者曾经戏言，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是顺着桑、洋河谷迁徙出去的泥河湾人的一支，山顶洞人不过是泥河湾人的十万代孙而已。

根据古代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远古时中国北方有戎、狄 、鬼方、猃狁等草原部族，他们经常进入中原与华夏农耕民族进行多种形式的交往。千百年来，或战争，或贸易，或共处，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共同铸成了北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篇章。张北的草原石刻、草原石棺、草原石人，康保、化德的灰陶、豆青釉、酱釉、黑釉、白釉瓷残片、鸡腿瓶、草原石臼，二连的瓷器敖包，蒙古国赛音山达、乔伊尔、乌兰巴托、达尔汗、色楞格及俄罗斯恰克图的草原石人，蒙古国乌兰巴托、色楞格及俄罗斯恰克图古墓葬中的丝绸残片……如果没有路，这些历史符号组成的文化带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交流，这些线性文化形态的表现就无从谈起。

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代，张家口地区属冀州之地域。商王朝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随着奴隶制的不断发展，以农业为主，兼畜牧与渔业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而且手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的扩大，使得商人阶层开始出现，当商之始祖契的十世孙王亥“肇牵牛车远服贾”的时候，张家口地域的商品交易也已经开始。

西周，张家口地区属幽州之地。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又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从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到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大致经历了八百年。在这八百年中，我国的交通运输初具雏形，并逐渐有所改善，为以后历朝的陆路运输奠定了基础。西周时就有了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者“周行”（读如杭）。《诗经·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上述诗文表明：周朝有周王室一级的国道，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光滑，像箭杆一样笔直；周道的宽度能够容纳四匹公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周道两旁植树；每隔十里，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有供旅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里有市镇，市上有较大的旅馆，旅馆里储蓄着生活资料。周代的统治者，十分注意道路的修治维护，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道路的平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公路交通史·公路篇》分析认为：“西周时期，张家口地区沿永定河、桑干河的怀来、涿鹿至阳原、蔚县和燕都蓟（今北京市）至崇礼，都已有大车道可通。西周在商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驿传制度。在这些干道上附设了路室和馆舍，建立了干草和饮食的储备所。”

春秋时期，张家口地区坝下大部属北燕国，蔚县、阳原为代国领地，张北为无终，坝上北部为东胡。此时以古代国为中心，大概形成了商品交易的“市”。春秋时期，频繁的诸侯会盟和兼并战争以及商品交易的“开市”，促进了张家口地区境内道路交通的发展。当时主要道路有蓟（今北京市）至代（今蔚县东北），蓟经屠何（今下花园）至无终（今张北县境）等几条。

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经过春秋的兼并战争，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形势。在政治上，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创建了诸侯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时期，张家口坝下地区以南至蔚县、涿鹿界之东为燕国上古郡，以西的怀安、阳原、蔚县为赵国的代郡，坝上属东胡等游牧部落。

这一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政治、军事的需要，由于商业及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各国之间的来往很频繁。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以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土特产品的互相交流，也促使道路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这时的道路主要是围绕军事目的兴建的。涉及到张家口地域的较大战事是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十九年北略中山之地遂至代北无穷（今张北县境）”；公元前297年，“惠文王二年之父行新地遂至代，三年灭中山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此外，燕、赵二国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亦不断发生战争。“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据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土巩固北方边界。”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赵公子嘉帅其宗族数百人奔代自立为代王，赵之亡，大夫稍稍归之，与燕合兵，军上谷。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贲灭燕，还攻代，虏代王嘉”。战国时期，各国均积极扩充军备，集中全力于争战攻守。同时养士之风盛行，为了各地互通信息，促进了私驿的发展，当时私人驿传甚至较官驿更为迅速、灵敏，《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有记述。上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促进了张家口地区境内道路交通的发展。战国时张家口境内主要道路是：蓟（今北京市）经造阳（今怀来县境）、屠何（今下花园）至无穷之门（今张北县南）；蓟至代（今蔚县东南）及无穷之门至雁门郡（今山西省大同市）。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一个新阶段，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应了战国以来人民迫切要求统一的愿望，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为了铲除诸侯割据称雄的社会基础，巩固新创建的统一国家，秦始皇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车同轨等，在“周道”的基础上整修驰道，建设全国性的交通网，把战国时代各国相互设防，宽窄不一的道路统一起来。铲除产生分裂割据的凭借，消除妨碍经济发展，阻塞交通的消极因素。

秦始皇修驰道是我国交通史上的伟大创举。他们开辟的全国性交通网，对我国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融合起着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开始在全国修筑驰道。当时以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附近）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资治通鉴》元代后学天台胡三省音注）就是说，由咸阳向东可直接到达燕地，然后到达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部），往南到湖广的长江流域，为使驰道坚固畅通，采用了广开路面，在路旁植树，厚筑路基等重要措施，并开辟了不少有名的险道。

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就已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这样宏伟的道路设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才智。

秦王朝修筑的以咸阳为中心的九条道路，其中，有一条路线是经过张家口地域的，这就是九原–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巡道。

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存在着与匈奴、东胡、羌等民族矛盾。秦始皇采取移民实边，沿边筑城、设塞的政策，把战国长城连接起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城”。长城沿线连接的九原、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东40里）、代郡（今蔚县东北代王城）、上谷（今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等重要城市而至碣石就成为北边交通干线。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就是从碣石西行到上谷郡，沿桑干河谷抵代郡，而西经雁门郡至云中，再从上郡（今山西榆林南）入咸阳的。有趣的是，秦始皇“巡北边”的第二年就命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进击匈奴，可见这是一次战备巡行。

也正是因为有了长城的防御，有了北边交通干道的畅通，秦王朝国势增强，武威远播，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两汉期间，当时匈奴人从事的农业、手工业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足以自给的程度。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把自己的牲畜、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进行交换，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这些交换曾以“关市”的形式出现，关市在当时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唯一的贸易途径。所以，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建立关市。

西汉文帝时，贾谊就认为关市是匈奴人所迫切需求的，如果派遣使者与他们和亲，允许他们通关市，那么匈奴人都愿意投聚到长城下。事实上，自景帝至武帝初，匈奴人不断与汉人互通关市。关市吸引着匈奴的贵族和广大牧民，故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之后虽然匈汉之间发生了战争，但匈奴仍不愿放弃关市。《史记·匈奴列传》载，自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发生战争以后，匈奴虽然断绝和亲，进攻边塞，但仍然愿意通关市，以得到汉族地区的物产。匈奴人利用马和匈奴车将畜皮、肉乳等运到汉族地区，交换回铁器、铜器、陶器、木器、马具、黄金、服饰和丝织品等。通过关市贸易，汉匈之间长期进行着频繁而大宗的商品交换，这种商品流通不但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关系的改善，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和开拓。

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初，曾亲率大军32万北击匈奴，被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今大同东北约30里）7天7夜。由于当时汉朝的社会经济衰落，国力空虚，实在无力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刘邦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并且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一直到汉武帝初年，约70年时间，边境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双方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两族人民可以互相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匈奴的侵扰还不时发生。据《宣化县新志》：“燕王卢琯反，周勃屠浑都（属上谷）破琯军上兰，复击破琯军沮阳（今怀来县境）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一县”。看来，这场战役是在张家口地域内进行的。

西汉武帝时，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社会经济也有很大发展，军事力量得到加强。这时，政府拥有马匹已达几十万。武帝便决定改变和亲政策，开始发动全面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

第二年，公孙敖出代郡，为敌所败。又过一年，李信出代郡击敌，弃上谷的斗辟县、造阳地予敌，其后匈奴数万骑两次入侵代郡，前后杀太守恭其明和朱英及兵丁、百姓数百人。

公元前119年开始的第三次战役规模最大，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东路军5万骑兵出代郡2000余里，歼灭了左贤王的精锐，斩获很多，直抵今内蒙古苏克特旗以北的狼居胥山，才胜利回师，并迁移乌桓族于上谷、渔阳、辽东、右北平五郡的塞外，侦查匈奴的动静，卫青率西路军出定襄，破匈奴单于主力，直到宾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的赵信城。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单于政权），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

此后，西汉和匈奴又重新恢复了两族的“和亲”。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以王嫱为公主，出嫁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就是有名的“昭君出塞”。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终了。史载当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在上谷、代郡，西汉与匈奴的军事冲突路线，一般是匈奴入侵由北而南，或由西北而东南。大致是由张家口入塞而至上谷，或由杀虎口入塞，经参合（今山西省阳高县南）、道人（今山西省大同市东）或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平邑（今大同市东）而至代郡。西汉建都长安，一般东路出兵多经由代、上谷。从上谷至代郡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涿鹿、西合营而至代，一是经宣化、化稍营、西合营而至代，匈奴与西汉在这部分地带的通商和信使往来，也大致是这个方向。当时匈奴的马匹，经常“衔尾入塞”，可见贸易的繁盛，汉武帝曾两次巡幸这个地方：一次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一次是公元前106年，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

两汉国内战乱也反映到边境上，群雄的割据争夺，边将与外族的勾结，以及外族的侵扰又多起来。据《汉书·帝纪》记载：关系到上谷郡和代郡的较大战役有以下一些：新莽天凤五年（18年）“掌牧大夫李琴为大将军将兵夺击上谷”；更始二年（24年）“王朗侵扰北州，光武拔广阿。上谷太守耿况遣将寇恂用骑兵助击王朗，上谷太守耿况派功曹寇恂与渔阳太守彭宠密谋共归光武，彭令长使吴汉发步兵三千人与上谷军合而南归东汉”；光武建武二年（26年），“彭入侵上谷拔数县，并且贿赂匈奴，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协助彭宠”。

《后汉书·匈奴传》记载：建武十三年（37年），诏王霸将驰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今蔚县黑石岭）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后汉书·昊汉传》记载：“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马昊汉率扬武将军马成捕卤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徒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延庆县）常山关以东”。把与匈奴交界的人民移到与乌桓交界处，对匈奴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避免他们不断掠夺。

《后汉书·王霸传》记载：“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南匈奴入上谷，杀掠甚众。”，“建武二十一年乙已，匈奴、赤山乌桓、鲜卑连兵入寇，上谷、代郡、渔阳、右北平、辽西五郡深受其害，百姓流亡，断绝人迹踪。八月，帝遣伏波将军马援与竭者（掌宾赞受事之官）分筑屯堡，招还人民。白山乌桓居上谷塞外，最为富强。马援将三千骑击之，无功而返。”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国乱，东边乌桓乘弱击破匈奴，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向化。天子（东汉）乃命大会劳飨。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缘诸郡。后用司徒椽班彪言，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

《后汉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六年（50年）前单于奉表诸厥，于是上谷、代诸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驰刑，补理城郭。

《后汉书·鲜卑传》：永元元年（89年），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寇代郡、上谷。

《后汉书·鲜卑传》：初元五年（118年）代郡鲜卑万余骑，穿塞入寇，分攻城邑，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从上面一些具体战乱看，战争所用道路，除新增代郡至平城外，多为秦及西汉所修旧道。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长城边缘的上谷、广宁、代三郡战乱不已，关于交通驿政的记述少之又少。而大量文献中只有战争的规模和动向，人民的被驱遣和屠杀，帝王的征巡和周游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交通迹象。

《三国志·鲜卑传》记载：“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鲜卑人阿比能把住在鲜卑的汉人五百余家迁还代郡，明年，又把汉人千余家迁居上谷。”这应当被看做是依赖道路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移民行为。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王浚遣军与鲜卑人合力攻打代郡、上谷、广宁三郡，驱略三郡人民出塞。这大规模的出塞行动也都是沿着道路进行的行为。

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年）前燕王慕容皝、赵虎领兵攻段辽、取渔阳、上谷、代郡四十余城。

光寿二年（358年）燕王慕容隽，代郡人赵榼率三百余家叛燕归赵，燕主移广宁、上谷二郡人民于徐无，移代郡人民于凡城。

太元十二年（387年）三月，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都据郡叛燕附刘显，燕慕容麟讨代、上谷斩王敏。

《晋书》载记：北魏皇始元年（396年）魏王珪遣将军王建等去燕广宁，徙其部落于平城。燕上谷太守慕容详也弃郡逃走。

同年，燕慕容垂伐魏走到参合（今山西省阳高县南），看见往年作战的地方，积骨如山，设祭吊念。军中悲恸。慕容垂因而渐愤吐血，还军到上谷，死于沮阳（今怀来县境）。《魏书·帝纪》记载：北魏神瑞二年（415年）魏帝幸大宁（今张家口），六月丁卯日“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

《魏书·帝纪》记载：太武帝神廲元年（428年）八月，“东巡广宁，观温泉，祀黄帝、尧舜庙。三年又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

《魏书·帝纪》记载：北魏世祖太延三年（437年）二月，“行幸幽州，还幸上谷并到代郡，所过之处减半田租。”

《魏书·太宗纪》记载：世祖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

《魏书·高宗文成帝纪》记载，北魏文成帝于太安四年（458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祭，乙卯欣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庚午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

《魏书·帝纪五》记载：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寿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于广宁鸡鸣山。”

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太和二十一年（497年），由平城迁都洛阳不久又北巡出代、云中。

北魏初年，为了拱卫都城平城，防御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曾在北面沿边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称作镇。其中最重要的有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怀荒镇（今张北县）等六镇。525年，柔玄镇人杜洛周率领“六镇降户”在上谷起义。后来攻下幽州、定州和瀛州，击败了柔然主阿那环的军队。后来，杜洛周为另一路起义军葛荣杀害，葛荣曾占领了河北省广大地区，人员发展到几十万人。最后，北魏虽然把起义军镇压下去，而自身也大大地削弱，以至于灭亡，北朝分裂为东、西魏。

综观魏、晋、南北朝这段时间，北方人民受战争的摧残时间长，而安居乐业的时间少。战争的形式大部带有民族色彩，由于各民族、部落混居杂处，形成混乱局面。战争的次数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各族人民除了遭受战争的侵扰杀害外，还经常被迫迁移，流离失所。上谷、广宁、代三郡太平时间较长的只有北魏中期约五十年一段时间。这时，北魏建都平城，离三郡较近，把三郡当做它的基地，经常巡视游幸，并减轻一部分田租，笼络人心。其巡视路线，一般是自平城出发东至广宁、上谷，有时再东至幽州全境。然后经代郡而还平城。自古邮驿原为御用，帝王巡游往来要道，必然也是驿骑冲要路线。

至唐代，四通八达的国内交通，为张家口地区的商人参与国内外贸易创造了条件。当时张家口地区坝下的农业，坝上的畜牧业已较发达，是当时北方的交通节点和贸易集散地。

历史上，蒙古草原地广人稀，固定居民点不是很多，城镇就更少了。而地处边缘的康保县西部邓油坊乡却存在着一座神秘古城。说它神秘是因为它南北近1000米，东西近800米的巨大遗址；是因为它地表瓷器、砖瓦、黑釉碎片的丰富遗存；是因为它周边村民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物收藏；是因为它建筑年代的久远（专家认定西土城属辽金时期遗址，笔者认为似乎还应该更远一些，证据是隋唐五代和宋代的开元圣宝、冶元平宝、熙元宁宝、恰元平宝、天元圣宝、圣元平宝等大量铜钱、玉器及汉代铜镜、鸡腿瓶等等）。

西土城地处历史上白旗道的旁边，曾经是一个重要城镇。据当地老百姓讲，张库大道时期是西土城的又一个辉煌期。当时的西土城商贾云集，贸易繁盛，远近闻名。而近年来西土城考古过程中大量赌具的发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土城历史的繁荣。

这里的繁荣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删除“）《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入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茶 “流于塞外”的时间与西土城的繁荣时间正同。

而这茶的“外蕃易马”、“以茶易马”的道路中，有许多条路都通过了张家口一带。这就更促进了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宋、辽、金的南北对峙与当时张家口地域的道路情况也不得不提。936年，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力量灭后唐当上皇帝，随即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了今河北、山西二省北部地区和北京市。其中蔚（治安边，今蔚县），新（治永兴，今涿鹿县），妫（治怀戌，今怀来县），武（治文德，今宣化县）四州，基本上是张家口的坝下地带，而塞北原已为辽土。尽管如此，贸易仍然不断。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

北宋不是辽的对手，终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长期统治中，没有占据过蔚、新、妫、武等州。辽得十六州后，在幽州（今北京市）建南京，也叫燕京，在云州（今大同市）建西京，与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和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合称五京。改新州为奉，妫州为可汗州，武州为归化州。南京是辽代最繁盛的地方，也是北宋接壤的重镇。西京是辽西南边陲重镇，与宋、西夏接壤，亲王不得主之。从南京到西京必有一条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十分重要的道路，而蔚、武、妫、新实则是这条道路上的重要中转，由南京到妫州必经居庸关，这从辽、金以至于元的屡次战争必争关可以看出。而从妫州（今怀来）到西京如何走法，没有明确记载，从两汉以来的战争多经代郡（今蔚县地）来推测，由妫州经奉圣州、蔚州出广灵去西京，可能是这条道路主要路段，其余可能路线还有从可汗州，经归化州、张家口、怀安、天成（天镇）、长青（阳高）去大同；从归化州经化稍营、阳原出神泉堡去大同。

自辽代起，北京成为国都，至清代，其首都圈范围越来越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北京为中心，半径300至400公里的圈域，张家口是位于国都西部的交通节点。

金灭辽后，基本上沿袭了辽的五京，名称未变。只改辽上京为北京，升会宁为上京（今哈尔滨市东南），实则是六京，金灭北宋后加上一个凉京开封府，成了七京，当时的政治中心在上京会宁府。1153年，金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政治中心便移燕京。所以金朝对燕京到西京的道路，也十分重视。

辽、金时代对道路没有什么大的修建，只屡有一些修整活动。辽穆宗曾以涞源至大同的飞狐道狭，诏耶律敌鲁进行展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秋，“诏修诸岭路，昉发民夫二十万，一日毕功。”统和七年（989年）三月，“诏开奇峰路、通易州市”。太平七年（1027年）辽圣宗下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在诉讼之限”。宋朝枢密副使弼曾予庆功四年上奏朝廷：“臣顷间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发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汉界为止。今则往来通快，可以行师”。金朝修路记录很少，在其一百来年的统治中，由于战争连年，灾荒不断，只能在原有道路上，加以必要的拓宽整修而已。

刘振瑛漫话张库大道：文化结点古道行